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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傅以平的博客

fuyipingcq號振華的華夏心聲 1952-2012年

 
 
 

日志

 
 

中国人的德行【三】  

2014-04-06 15:52:22|  分类: 家族历史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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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德行【三】(一部真正考量国民人格的经典读本)

中国人的德行【三】 - 傅振华 - 重慶傅以平的博客

本书是对傅斯年先生关于人生、社会、文艺、教育等方面的散文、演讲及论文的收集和整理,也是对他一生思想走向的重新挖掘和评估,多数文章出自作者在《新潮》、《大公报》《独立评论》等刊物发表的作品,

地方制度改革之感想(1)

现在流行关于行政之理论有两件呼叫得最响最高的,一件是所谓中央与地方之分权,一件是所谓行政效率。我以为这两件都不是什么有逻辑性的问题,在分解之后,或者问题先已不能存在,遑论他的答案?

现在的中国和帝政专制时代的中国一样是没有地方的。因为地方官吏都是任命于中央,即是在理论上,解免系于中央,这些地方官是对中央负责,不是对地方负责的。中国并没有民选的市长,如法德;没有民选的省长,如美国;没有民选的县参事会,如英国。所以在中国(至少在理论上)中央与“地方”之争仍是一家之事,并不真是中央与地方之争。譬如大唐天子调度不了他的河北山东节度使,只好对他们加官进禄,这却算不得分权于地方。如这样的事,本是所谓“割据”。这名词虽不好听只是事实可惜如此,也只是依事实定方案了。对付这样事实的方案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从最文的说起,先把中央的机能造得完善了,不怕他不来朝奉土。用句古典,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再就最粗的说,便是用兵力来纠正。用句古典,所谓“一条棍棒等身齐,打得来四百坐军州都姓赵”。在这两极端中间,自然还有无数的法子,而其适用与否则在乎当前之形势。不过,实际问题既是如此,而避此则谈中央与地方分权,似乎未必能弭此日之内祸罢?

说到增加行政效率,似乎也有把这口号看得过重的地方。行政的手续要快,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如现在的若干行政机关及法院之耽搁事件,真是荒谬到极度的。但整顿这些事自有对症的药,如裁汰无用的人,减少无用的转折,变更党政双管的制度,督责官厅及人员之负责,等等,不必因此并近代官署制之雏形而亦废止之,转向当年之幕府制复古去。现在地方制度中有两个大改革的趋势。一、所谓省府合署办公。二、县政府中废局设科。省府合署办公究竟有什么好处,我至今莫能知晓,其有害处则是想得到的。既合署了,则厅中有事要先商之于省府秘书厅,省府秘书长对于省长是亲近的,省长是容易听他的话的,因此各厅本有奉承省政府秘书厅意见的趋势,如再合署而各厅不能直发公文了,则秘书厅之指挥各厅长更要加甚。于是各厅皆不成其为厅,皆成省府之科。

有一次我以此一意询于一位亮节刚正的市长石衡青先生,他说:“岂但如此而已,合署之后,各厅(或局)不能直发公文,厅长(或局长)还要仰承省署(或市署)科长的鼻息,自身只是一个科员,哪够得上科长?”我对于他这话和对于他的对日意见一般的佩服!从此处看,可知此等改革,是极其根本的改革。不敢用当今的比喻,姑用明朝的比喻,好像把六部的权都集合在一个承宣太监身上一样。如此严重的改革,若徒因“行政效率”而起,真是小题大做了。不记得清末的事么?有的地方督抚同城,以致巡抚一无实权,当时主张行新政者,以此为诟病,于是废除之。又不记得官文、胡林翼的事吗?胡林翼是个极有才干的人,官文是个愚而好自用的人,只因官为总督,胡为巡抚,胡不得不用三分之二的精神去对付官文,三分之一乃是对付太平天国。现在开倒车者,似乎把这一类的经验都忘了,或者不知道。

至于废政府之各局,而县长可以自行派科长,也嫌有些笼统。夫县政府中之不该设财政公安两局,而此两局之长尤其不应由省政府直派,在中国这样简陋的地方情形之下,这是当然的。至于教育,本当是全省齐一的,而其行政性质又与普通民政不同,这一局是不便裁的。县长若是熟习民政的,则在教育上其势不能内行。县长所派的教育科长,平均来决不如教育厅所派的教育局长,因为县长之选此等人当然远不如教育厅长在行。一切局之废止,势使县长有包办之权,县长固不是可以垂拱而治的,然也不是可以包办而治的。

我以为目前地方政治之不济,与其归罪于制度,毋宁归罪于人选。省主席县长之人选若得当,在更好的制度下固然更好,在目前的制度下也还有很多事可做。若不得当,如一省之长永是由不能干城国家之武人充任,县长多是由护兵马弁无赖腐官为之,在现在的制度下固然好不了,在加权的制度下更容易把事弄坏,择人难而改制易,或者这就是现在不谈用人而注意在改制的原因罢?

老生不免常谈,话从远处说起。汉朝承袭秦朝的一个整整齐齐的行政系统,在地方制度上是很能划一的(此指郡县一部分说)。以郡统县,以中央统郡,虽设州刺史,以行监察权,州刺史却并不是个大官,不是郡守的上司。在天下乱时,邻郡兼并,不特州刺史大了,并且嫌刺史之名称不尊,于是设立了州牧。中央失权,州牧自辟掾属。这自辟掾属一件事本是要不得的,然以行政失了轨道既久,这样的风气,也就历魏晋而相沿成常规了。中央政府便加这样的地方官一个冠冕的名号,叫做“开府”。这不是在中央“开府作牧”的开府,而是在地方开府专征的开府。从此留下一个恶劣的封建式的幕府,制到了清末的督抚。不徒枉革了几场命,现在连知县也快要“开府”了。

“徒法不足以为政”,还是慎改制度,严求人选,何如?

(未刊稿,原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五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暂系于此)

公务员的苛捐杂税(1)

“惠而不知为政”的一个教训,是一切执行政务和作政务设计的人应该刻刻记住的!

给公务员一些苛捐杂税,总不能说是“惠”罢。然而据我所知,近来在食禄阶级中嚷成一片的强迫建设捐,最初发起者本是一番好意,要别人去尽发起者自以为当尽的义务,庶几可以生活简单而效能格外大,庶几可以减少人人自己的“孽”(按,此指sin不是罪过),不幸一到官僚手中,便觉这是一笔财源了,于是乎大有从自动的捐输,变为法定的征税之势。照常理说,凡所谓捐,总该是自动的,强征曰捐,不是法治国的习惯。偏是我们贵国的习惯,捐不由自捐,捐哉捐哉!

一月中,我到南京走了一趟,遇见的朋友无不叫苦。我这些朋友不消说都是公务员,也都是用其专门技能赚饭吃的诚实人。他们说:若认为这是在国难中,应该大家吃一样的饭,这是很好了,若以为国家薪俸的标准不妥,公然的改革好了。只是这般的把已许人之薪水而又收回,上个月捐东,下个月助西,使人家不知他的进款准数,不是“枉民”吗?

我觉得这番意思很有道理,我姑申说这番意思。

我想请教一个宪法学家,我们政府的存在,基于何种法权呢?若说是由于继承,则我们本是革命的政府。若说由于征服,则政府又焉得以爱国责人民?那么,还是免不了那不时髦的老话,我们政府之存在由于公众之认可。此虽不以代议的制度表现之,而北伐时代各地之望风归附,殊少神武可矜,虽是以道德的表现此意。既然如此,则政府之与人民,不论何一类人民,行动上应以“公约”为标准。此以国家之制定薪俸额,虽是颁布命令,实等于签订契约。契约付给公务员者,若不经对方之同意而剥夺之,则英美法治的国家必认为是“大路上行劫”。标榜法治,标榜近代化的政府,在这一点上要想想看。

现在公务员的薪俸标准,诚然不大妥当。最高级者,正俸八百,已不比欧洲国家少,而最低级仅数元,相悬太远。按之国民经济情形,重新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标准,是该当的。任意兴捐却是不该当的!国家本有改革命令的自由,却没有强迫剥夺公务员法定利益的自由。

我曾经问过一位当局,这样的建设捐能省几何,他说:一年约三百五十万。为这三百五十万费如许多的事,冒如许多的不韪,是值不运的。用这三百五十万建设,是建设不出何等事业的。在政治的作用上,是有害无益的。且看这样建设捐一经实行,受影响者是何人。据报纸的报告,已决定的办法如下:一、百元以内者不捐;二、百元以上者用累进率;三、累进率甚大。例如薪额五百元者,应捐一百二十,加以原有之二十五元党员所得税,共捐一百四十五元,薪水便是三百五十五元。照这办法实施,小薪水者可免,犹算差强人意,而大薪水如八百元者,捐上二百元,犹无大碍,其有公费者,尤不受影响。所苦者只是专员技正,或上至司长下至科长一格的薪水,而大学教授恰在其内。这一阶段,在容纳专门技术人才的政府中,是极重要的,在近代式的政府中,是处理事务及发展专门事业或推行专门教育所必须依赖的。剥夺者偏是这一辈人,而大老官们无恙,岂可谓平?最近报上登载实业部吴鼎昌部长提议专门技术人员之待遇,应酌量变通一般公务员薪俸标准之限制,不受铨叙资格之限制,以便专门人才初任时即可给以适合其能力之报酬。我想,一个近代式的衙门,若想办理得名副其实,能举行近代式的政务,应该大多数是专门人才,甚少数是一般官吏(写字匠一类除外),上文所说专员技正或上至司长下至科长包括大学教授一个阶段恰是,至少当是,所谓专门技术人才。此一提案颇有其不可抹杀的理由,若一看铨叙规程,尤当痛觉若干现行规定之无理,而痛觉此举之必要。然而这个提案,在行使上似乎是与另一位部长所提议的建设捐是背道而驰的。从此可知我们的政府还谈不到一贯的政策。

这样办法的建设捐,施行后在公务员身上得何等效果呢?我想,必然地有下列结果。第一是怠工,至少也要减少工作的效能。政府权贵应该知道,诚实勤恳工作的人,必须安顿在较安定的生活上,不看重他的薪俸的公务员,每是不安分的公务员。不看重薪俸的公务员中,虽然也有中国式的理学家,中古式的圣人,古典式的斯多伊克,但这样人至少要在千人万人中得一人。不安分的公务员,对于这样“摸口袋”办法,或不过付之一笑,然而安分的公务员却不免疾首蹙额。因为中国社会,中国家庭,本与西洋不同,一人所入,多人共之。既宣布其薪额,自照此薪额作打算,既非因罪罚薪,又非不才失业,无端的每月作一紧缩计划,心中自然不平。每次领薪时,便是一回恼怒。“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言其劳也。“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言其苦也。正心诚意之命未行,离心离德之患先见。更有甚于此者,服务心不坚者,因此必别求救济,即无异为取巧兼差增一绝大策动力。公务员不当向国家取巧,所以凡公务员皆应用百分气力从其职守。国家不当视其公务员如草芥,所以政府不当在公务员的薪水上,打经常法律以外的算盘。有句俗话:“又要马跑,又要马不吃草”,是不可能的。马不好,换它;马不跑,打它跑,扣草却也是不当的。所以算起总账来,这样子捐,还是政府吃亏。

这一个问题,不该轻轻放过者,除上文所说“遵守契约”一个近代主义外,尤有一个要义。近代政治机构之运用,大多靠专门技术人员之为国家服务者。以德国为例,自帝政至今,由假立宪经共和到真专制,沧桑之变无数,然而其国家政务依叙进行不断者,因为内阁虽变,官厅不变,政策虽变,事务不变。在常变的政府中,有一不变的政府,即“秘务参议”(高级公务员常得之官衔)集团是也。此一现象,在德国固甚明显,在英法亦何尝不然。诚以必须如此近代式的处理专门政务,才可以办到。在中国有心人正当养成这一类的机构,使之精而益精,何苦为此建设捐,使之愈不上轨道?

至于与公务员待遇有关的财政整理政策,我也想到几件。

一、阔官们的分外待遇,真正太不成话了。

所谓公费,少者二三百,多者二三千,都是变相的薪水(至少大部分),这是公认不讳的。兼职不兼薪,却可兼公费。若说一部分的长官,应有公费,其数目亦应大减,最好是实报实销。至于长官以外的公费,现在有的部署下及司长,是大可一笔勾销的。尤有所谓特别费者,尤是不可知之谜。如前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之此项费用,每月八万,在去夏“冠盖往来”中成为平津一般谈资者,即其一例,其实此类多矣。此等费用向不报销,于是人言啧啧。我想不到这类费用为何不可报销?如求关防严密,尽有关防严密之法。例如组织一特殊机构,审查此项报销,附于监察院,或中政会,责以严守秘密有何不可?外国政府惯用秘密会,也是有报告的。至于大官及次大官的个人享受上,若扫荡一下,也大有可观。如所谓官舍及官舍中之“勤务”(有时包括厨夫,或言并有女仆)及官舍中一切杂费与用具。薪水既高,公费又大,何须更添这些腐败事迹?如把这些事件彻底清理一下,一年增加收入,岂止三百五十万而已!

二、重订公务员薪俸标准,使其上下相差不如今之大,以长官之阔绰,分润下层之书记办事员。

果然我们政府取一个社会主义的立场,大可把二百元以上的薪水一齐勾销。这是正正堂堂的办法,绝不同于建设捐一类近于欺骗的把戏,公正人应该不怨的。如嫌这法子过于积极,则将薪俸数目缩于五百元至五十元之间,未尝是办不到的方法。

三、推行普遍的所得税,而取消所谓党员所得捐。

所得税本是一个文明的税则,可以调剂贫富,早该实行了。而党员所得捐,本是北伐时代助党务工作及军务之捐输。今日党费出自国库,大可不必继续揩油了!

其实说来,裁些无用或不工作或重复的衙门,裁些无用的官,比这些建设捐把戏要急得多。国家财政纵不能因开刀而裕如,国家体面政治效率要增高得多了。

(原载193629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

政治之机构化(1)

在欧洲,近代政治之进展程序中,有一个出力不出名的大工作,是无穷的无名英雄以无穷的努力才把十九世纪晚年的成绩奋斗出来的。这个大工作叫做政治之机构化。历史上很少记载这些英雄的事业,并且很少记载这些事迹的演进,因为这些事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然而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列国政治运用之效能,正多由于这一点上之进步,这是潜心看近代史的人都该知道的。

原来欧洲也不曾有机构化的政治,虽说有些自中古传来的遗物和遗训,支配着行政,所谓“有机构的政治”是不发达的,所以政治不外乎宫廷之谋计与斗争,行政不外乎人事之消长与变动。所以列国之间“兴也勃焉,衰也忽焉”,这都是因为个人的分素太重了。

在中世纪和近世纪的初年有些地方,其地方自治颇能机构化,其政府却不能,这样的欧洲国家在后来也都趋于衰败了。只有英法两国能于较早的时期中把政治机构化,这个事业随着这两个国家的开拓而开拓,随着这两个国家的进步而进步。其中英国尤能在此一道上擅长,法国却以政治常常剧变差居后列,在十九世纪约六十七十八十诸年间,英国政治和一般行政之机构化在世界上居第一位,其能发挥其巨大国力,这当然是主因之一。

政治之机构化即等于我们国中的一句常言“上轨道”,设若这轨道不是过于不合理的,上了轨道自然可以发挥政治的大力量,不上轨道自然是乱哄哄相消相灭,决不能发挥政治的力量。有时可凭大人物之努力,不曾机构化的政治也未尝不可照耀一时,如中央亚细亚时常崛起的豪杰,如铁木真一流的人物,但,这终不是国家百年有道之长基。

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中,本来也有两派的争论:一派主张人治,以为“有治人无治法”;二派主张法治,以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这一套争论,直到黄梨洲手里还辩论不休。凭借近代的经验看去,两种说法,实在“相反而相成”。

历史上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样的:在创造或改革的时代,似乎人的分素格外显得重要,在守成的时代似乎法的分素有莫大之力量。其实这个印象,不尽可靠。在创造或改革时,虽靠大人格为推动力,而其推动之成绩必须能够安定下来,方才可以算做真实的贡献,否则“人在政举,人去政息”,纵使可以在历史上留一奇迹,终不能开拓三百年的泰运。想把成绩安定下来,保持到后来,必须把政治机构化,因为人是无常的,机构是有常的。开创的时代固然要“法”,守成的时代却也要人。若使守成的时代只注意法之保持而不问人之能不能,自然不久便腐败下去,到了腐败,所谓法者自然也坠地了。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洋洋大观的世界中,大可笑古人何以只能看到一面。其实法治人治是一事不是两事:有治法然后有治人,惟治人方能用治法。

以上所说,虽不免如辕固生所谓“寻常家人言”,却实实在在是政治中的一个要义,发挥起来,固可写成一部大书,缩约起来,也不过是两句话 治人治法,相互为用,缺一不可;求政治上轨道,非机构化不可。

近几年中,中国政治的进展,其神速为明初以来数百年中所未有。其所以有此成绩者,固然由于人力之发挥并不由于法治之运用,但若为中国常久着想是不是如此便足,我辈心中不能不有所顾虑。我并不是说不重视人的因素,我们知道拨乱反正当然要靠人的因素。但就历史上看去,创业是一阶段,定功又是一阶段,前者靠人力,后者恃机构。制度是国家的根本,中央亚西亚旅风式的起落,在政治中是不可为训的。

从国民政府在南京建都以来,十年以上了,似乎尚未能把政治机构化。其所以如此,自然有其不可免的原由,内部纠纷,至于战争,外来压迫,不得喘息,都是使建国工作受影响的。但这些事实固然是不可抹略的事实,凭此事实固然可以恕谅至今政治之还不曾机构化,然而政治之还不曾机构化却也是一件不可抹略的事实,为建国起见不能不加以注意,且谋改正。

所谓政治之机构化,换句话说,即是“政治之非个人化”。在这一个要求中,并不是忽略个人的因素尤其在拨乱反正的时候,这个人因素是绝不可以忽略的。但若是政治完全靠个人因素,这政治决不是近代政治,凭这政治以成立国家,不能稳固的。

政治之非个人化,可以从多方面去看。自封疆大吏之僚幕制进步为官属制,是“非个人化”之一例。以考试为用人之标准而实行“文官制”(Civil service)也是“非个人化”之一例。但政治之非个人化不止于此。举凡各机关之能发挥其职权,国家制度之受尊重,法令之能切实奉行,下级在职者之能施展其才能,皆靠政治之能摆脱不需要的个人影响。拿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说,同一机关,如果它的长官在错综的人事上有好地位,事情便好办,否则不易办事,到处遭人的忽略,或至藐视。这是把个人的重要性放在国家的政务之先了。又如,办事好讲交情,甲与乙要好则相助,不要好则相梗。举例,假设和财务当局要好,领经费时便可省去很多麻烦之类,这是把个人的关系放在国家的责任之先了,尤其不可为训。又如同为国人,同样服务,某也某也自居为某人的人,亦被指为某人的人,某进则一大批人弹冠相庆,某退则树倒猢狲散,这样不由主义与职任而由个人关系的结合,自亲戚至于徒党,也是不使政治上轨道的一个大原因。中国若要现代化,非扫除这些毛病不可。

有一个什么会,最近塌台了,负责清理积案者,发现了原主办人的便条子好几寸厚。会中虽有一理事会而永久不曾开过,有预算,也不曾照预算规定的项目实行。这个现象在中国目下各机关中似乎相当流行,这是应该彻底矫正的。有些教育界出身的人也有时犯这样毛病,真可叹惜了。一部或其他一机关的长官,无论如何智慧过人,赤心为公,如不靠组织使同僚发挥其才力,但靠自己,是不易成大功的,独断尚是一个办法,独办却不成一个办法啊!

想把中国政治机构化,须有五年的大努力,上下一致的决心,并且要牺牲某项某项的小方便。在抗战中有些事固然行不通,然也有些事未尝不可做。以下举出几事,有的目下可以加以注意,有的在战事胜利结束后不可不加以根本的改良。

一、欲求政治之能机构化,不可不先把机构单简化。政治之能机构化,是要先养成这样一种普及的习惯,方才可以推行下去的,机构如果太复杂了,一般人不易养成遵守它的习惯。目前我们政府的整个组织实在过分复杂些,求其“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固不可得,求其互相调节,亦不可能。且以其复杂之故,自然容易引起人之逾越,因而“复杂”成了“机构化”的障碍。

二、法令必须自上遵守,不能因人事上有何一种方便一时间加以忽略。如果感觉某一法令有何不好之处,自当计较它的如何更改,但在未更改前是不该拿它来迁就人事的。

三、制度及法令不可常在改动中,若常在改动中则永久不能建设政治中的秩序。至于关系国家根本及人民行事者,尤其不可常改。政治中必有了秩序,政务方才容易推行,常改动的状态中是不能出产秩序的。

四、国家治,必须“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然后国家可以治。所以“尚贤”应当是民国立政的根本,“亲亲”却是“民国思想”之仇敌,所以有一切任贤避亲的法制与习惯是当从速建立或养成的。

五、各级官员的职权必须划分,下级的人不可侵上级的权,上级的人尤不可侵下级的权。因为下侵上权,已经可以招致政务之紊乱了,而上级的人代下级办事,更容易使其僚属全部木偶化。一个机关里的事务每每是很多的,必须一切职员均能发挥其智力。然后可以办得好,其中指臂之间自然要有条理,主管者自然要有决断,但下级人之创见不可抹杀,下级人之智力不可不使其发挥。若不然者,久而久之,一切僚属都成木偶人或应生虫,这个机关便僵化了。

(原载1939129日《今日评论》第一卷第五期)

现实政治(1)

现实政治是政治的方法论,不能说不牵涉到主义,但与主义不是一件事。任何主义都有它的现实政治。社会主义必有它的现实方法,否则将为幻想主义者。民主主义必有它的现实方法,否则必为无能的乱民主。诸如此类,这些现实方法是对于一切政治共同的。若只有现实而无主义,必成所谓机会主义,但若只谈主义而绝不把握着现实,必不能走上胜利之路。我所谓现实政治者,只是如此一套,其中绝不含有马加维利主义,或德国人所谓的“现实政治”。

我所谓现实政治可分三段说:一、认识现实;二、把握现实;三、操纵现实。现在分别说去。

所谓认识现实,必须具有下列要义:

(一)客观主义而非主观主义。

客观者,以事实为根据,主观者,以假想为根据。假想的结果,也许可成一家之言(设如有才学,而其职业是文艺),但决不能把事情办好。

(二)智慧主义而非直觉主义。

工程师造桥,是智慧的产物。蜜蜂造蜜,是直觉的产物。蜜诚然甚好,然而永远是那一样,何如桥之千变万化因地制宜呢?何况老鸦吃死肉,而自以为美,也是直觉呢。

(三)多元主义而非一元主义。

天下事总不能从一面看,从一面看是主观,是疏略,以至是错误。综合各面的观察,方可得到一个轮廓。我们固不当被头绪的繁多压倒在地下,也不当因头绪的繁多而只取其一线,以为天下之奥妙尽在乎是,总是把头绪理出来方好。若固执一元,以为天下事都是如此如此,最好的说法,也只是一个先天推断的固执论者(Doctrinaire)。学院中不少此等典型,广场上更多此等口号,但处理起事务来决不是如此简单的。

(四)实验室主义而非寺院主义。

实验室的精神,是以科学纪律造成心中之疑点,而以实验方法证明或否定之。寺院主义是以起信为前提,起信以后,看到的一切事物,无非是大法之显扬了。实验室主义是充分利用五官,更把脑筋逻辑化,寺院主义则是封闭五官,横切脑筋,岂止“思而不学则殆”而已。

总括来说,那种主观主义、直觉主义、一元主义、寺院主义的人们,若是有学问呢,有风格呢,有天才呢,仍不失为历史上的艺术作品,在中世纪也许被教会列入圣人堂。在现在呢,办一事坏一事。今日之欲创造哲学者何其多?欲骋才情者何其多?欲天下事皆如己愿者何其多?自喜自信他的见解超越中外者何其多?因而不务本业者何其多?总而言之,把事实一切扔开,完全自我发挥者何其多?

要矫正这个风气,只有用客观主义、智慧主义、多元主义、实验室主义。这不是容易办到的,也许客观的事实看来很不好受,因为正和愿望相反;也许运用智慧太费气力,这里边要压制感情,压制愿望,压制冲动,乃至大大牺牲;也许实验室主义他根本无此耐性尝试,以为这些真是多事,更或误把经历当做实验了。但是,自我克服主观,无论如何烦恼,是认识现实之本。

所谓把握现实者,可以这样说:现实之于你我,不是风景可以留恋的,不是史迹可以凭吊的,你,我,人人,都在里边。在这巨流之中,要远远地看到它,要捉到它,要如何翻在它上面,而不为它压倒。那么如何可以把握住它呢?我想,下列几项是不可忽的:

(一)集体视听。

一人之视听有限,众人之视听无量,但若这个集体只以孟子所谓“左右”为限,或以有求有赖于我者为限,是很容易上当的。若寄耳目于大众,乃可视听于千里之外。

(二)集体思想。

西洋哲学中有一个名词是“辩证法”,这个名词颇有人以为是与马克思主义不可分的,那是错误了。这个名词古得很,是二千五百年前希腊思想家所造的名词,其原文即是“对辩”,二人正反相辩,理解便如此推衍,玄学家推而广之,遂用以名大道之运行。一个人心中运思的方法,是正反相较,果能若干人有组织地运用正反相较,无论其形式为英国的辩论会,或俄国的小组讨论,只要有真正发挥反面意思的自由,以及假设反面意见的自由,虽中才也可得到高等的智慧。

(三)不失时机。

古人说:“难得而易失者时也。”大凡一件事,若先时机而办,固可以坏事;若后时机而办,更无济于事。如何办得恰如时机,必须有先见,有远见,有决断,能立断。果真办得太迟,有些事可以毫无用处,有些事需要事倍功半,更有些事别生枝节。

(四)不省气力。

“割鸡用牛刀”,固嫌不经济,割牛若用鸡刀,不知一割需要几年?“杯水车薪”一个比喻,差可以形容无效的改革。吃药要吃得够分量,方有效;办事要办得够分量,方有用。

既已充分了解现实,加紧把握现实,然后运用现实,以完成自己之政略,此之谓操纵现实。认识现实与把握现实,仿佛仍是现实为主,我为客,我是彻底了解现实的客人;操纵现实,则是我为主,现实为客,现实是我彻底的工具。操纵现实的要义,也可举四个例子:

(一)主动的而非被动的。

被动者当然谈不到操纵,长久被动,苦矣苦矣。被动者必无先见,要主动必先有先见。

(二)发挥的而非防范的。

天下之事,防不胜防。防之固者,无过马其诺防线,其效用何如?大凡一个政权,在其初建立时,防范有其用处,长久之后,力量全在发挥的政治功能中得来。防范是无益乃至有害的。

(三)大韬略而非小术数。

小术数者,正如曾子固所说:“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

(四)进取而非保守。

这个世界谈不到宁静,任何一事,不进取者保守不到些许。

再说一下现实政治之敌。它的敌可有下列四项:

(一)感情主义。

看现在世界上的大人物,成功的,哪个不是克服感情的,哪些是凭感情而行的?他们的成功,都可证明他们的理智是如何不受感情支配的。

(二)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的界说,可以这样: 传事而非办事。所谓传事者,一件事由甲传到乙,乙又传到丙,传之不已,愈传愈无。 办公事而非办实事。我们是世界上的第一文字国,一切事都在纸上。 最大量的懒惰。反正事情坏了,国家亡了,与他无干。

(三)面子主义。

面子主义有积极、消极两面,积极的面子主义是务名不务实,我们今后再务不得名了。消极的面子主义是蒙实害,避显辱,那真得不偿失了。

(四)鸵鸟主义。

非洲的鸵鸟,在不可拒的敌人迫近时,便把头埋在沙子里,以不见为不有。这自然也是一种安慰,可惜为时太短!人之大患,无过于不见其所不愿见,不听其所不愿听,不信其所不愿信。

夜深意倦,写此“四四一十六”条,直不成文理,而千岁之忧历历现于心上。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们是个文字国,近代化差得太远,到处看见脱离现实的景象,到处见到脱离现实的有力人物,到处看到八股文字、中世纪主义。有一天走上现实之路罢!这是我日夜祷告的。

目前内政的最大现实,是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这样,政治的大发电机开动了。外交的最大现实,是强化一切大国的友谊,必须有可恃的朋友,必须无假想的敌人,必须友邦的力量我们可拿来用,这样,然后我们中国可以有个建国的机会,可以有二十年的光阴给我们培植实力。这话容我后来再说。

(原载19441119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

第三部分 事业与职业

中国人的穷,可算穷极了。据南开经济学院的估计,中国人平均每年的进款在三十元以内,那么每月进款平均只两元多些。在这样情形之下,最低限度的生存费尚且差得多,自然无力享受医药的帮助。而且越穷病越多,更需要医药的帮助。近年有人主张医药全由官办,恐怕这是在地方行政发展后必然的事实。无论这事将来如何进展,诸君在这样的国民经济中服务非要负重牺牲,而随时独出心裁,以适应这样的环境,是不可的。

自知与终身之事业

事业与职业中国人的德行希腊七贤中有云,“汝其自知”。此语自解释上言之,颇多义蕴。姑取一端而论,则谓人宜有自知之明也。自知之人,度己之材,恰充其量,无过无不及。不完全者,人之性则然;盈于此者,恒绌于彼。人每有一节之长,而众节无不长者,则殊未有。审己之短,忘己之长,而因自馁者非是。忘己之短,从己之长,因而躬自尊大者,尤为非是。必自知周详,避短就长,然后一生事业,有所托命。否则己之不知,而况于人,而况于物,而况以己身遇事理之至赜乎。

人惟有自知之明,斯宜自度己才,择一适宜之终身之职业。盖终身之事业,必缘终身之职业以生。凡学与术,皆以习久而精。操一业以终其身,与数易其业者,所诣浅深,未可比论。故荀卿云,“好稼者众矣,而稷独传者一也 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然世人恒不肯择一职业,终身守之,则亦有故。一为虚荣心所迫,二为侈养心所驱,社会上待遇各项职业,恒有荣卑之差。人不能无动于中,乃舍其素业,以就其向所不习。“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乃姑舍己以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是之谓虚荣心。职业无尊卑,而所入有差别。所入多者,可以应欲愿之求;举凡衣食寝处,不妨肆意为之。人见而羡之,以为己之所入,不能若人,则姑舍己以从彼;侈养于四体,而薄养于心性。是之谓侈养心。凡此二者,欲解其惑,则亦有说。知职业原属平等,虚荣心斯不足扰,知奉养之俭侈,与心神之局泰无与,侈养心斯无从生。各类职业,原无贵贱之别。苟非不正当之职业,未有不为社会所需要者。惟其皆为社会所需要,自无从判别其尊卑小大。社会上尊卑之见者,妄也。所入厚者,所需愈多,所累愈重,因之心境常不得安。故欲厚其养,惟有减其心神之安宁。心安则养薄,养厚则心促。以心境与奉养之度相乘,任在何人,其积每为一致。于此可知力求侈养者,“狙之朝四暮三”也。

《韩诗外传》记闵子骞云:“出见裘马之肥则好之,入闻夫子之言则又好之。两心交战,故瘠也。”不能择一职业,终身守之,以成终身之事业,能无瘠乎?

(原载191921日《新潮》第一期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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