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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傅以平的博客

fuyipingcq號振華的華夏心聲 1952-2012年

 
 
 

日志

 
 

【引用】时代周报三人弹:直面真相就是新闻的社会责任  

2012-05-27 22:39:25|  分类: 杂文引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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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时代周报三人弹:直面真相就是新闻的社会责任 - 傅振华 - 重慶傅以平的博客
 
 《时代周报》三人弹:

直面真相就是新闻的社会责任

 《时代周报》三人弹: 直面真相就是新闻的社会责任 近日,有报纸发表多篇带有强烈旧意识形态色彩的评论文章,其社长更是在媒体论坛上抛出其所谓的“××新闻观”,持续引发网友围观。有网友戏谑,乌有之乡倒下了,《××日报》站起来了。的确,在今天这个时代,该报言论在党报系列中也属罕见。在此,有必要解剖这朵媒体界的“奇葩”,看看它主张的究竟是什么新闻观。 特约评论记者 翁一 实习生 陆诗丽 媒体发言须尊重常识 时代周报:针对媒体报道食品安全问题是否会引发人们的恐慌情绪,近日,北京一家大报刊登了题为《唱响主旋律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的文章。文章认为,一些媒体热衷负面报道,是受了西方所谓“新闻自由”观念的蛊惑,以至于抛弃了媒体的职业底线。媒体需要坚持自己的新闻观,唱响主旋律。对此,你如何评价? 朱大可:众所周知,本着捍卫全体公民健康权益的立场,揭露危及食品安全的各种黑暗事实,是媒体良知的具体表现;为舆论监督营造良好氛围,为中国民众提供健康的食品环境,更是各地政府的基本职责。如果说民众每天面对的大量有毒食品,“只是个别媒体所营造出的一种错觉”,那么请问这家报纸,你又在企图制造什么样的“对觉”呢?国家是民众利益的最高代表,该报的言论,把“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加以对立,进而以“国家利益”的幌子掩盖新闻真相,这都是对“国家利益”本质的恶意攻击。它旨在蛊惑广大民众,让他们误以为,所谓“国家利益”,就是那种专门跟民众作对的东西。 陈力丹:食品安全、医患矛盾、官员贪腐等问题,无一不涉及公众切身利益,引发大众瞩目。媒体揭露这方面的问题,是在监测环境,是在履行自身的职责。1859年,马克思致信德国最大的报纸《总汇报》编辑,写道:“当《总汇报》履行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时,决不会妨碍我尽力帮助它。”马克思还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只要揭露了,谈得多了,就是受西方的蛊惑、利字当头,这是什么逻辑?究竟是谁抛弃了媒体的“职业底线”?老百姓的掌声对某些媒体人来说就那么廉价? 媒体每天都要面对公众说话,如果说的话言不由衷,或者明显地与人们的生活常识相悖,这样的媒体就没有诚信可言,不可能赢得公众。诚信对于媒体至关重要,它是媒体公信力的基石。政治学上有“塔西佗陷阱”之说,塔西佗是古罗马历史学家,他担任过古罗马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执政官,还先后做过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和外省总督等,因此对“诚信”很有个人心得,他曾经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地得罪人民。”这个道理也可以用于媒体,媒体若没有诚信,观点上翻云覆雨,报道事实有意突出或遮蔽,即使后来说了正确的话,报告了真实的事实,也难取信于公众。 媒体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对一些事实的价值判断不能挑战常识。孙立平在《守卫底线》一书中谈到人的道德底线:“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这种基础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非正式的或正式的基础秩序混合在一起构成的。”这种“底线”根植于人基本的道德信念中。言不由衷、睁眼说瞎话,显然触及了人们生活的道德底线。如果不加以指出,传媒的公信力将丧失殆尽。媒体的职业道德与一般道德性质一样,是一种内心认同,如果自己连基本的道德信仰都没有,硬把歪理说成真理,就是没有道德。马克思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日报》所宣扬的不问是非、一味唱响主旋律,恰恰是抛弃了媒体的职业底线。 展江:同样是党报,《新华每日电讯》在报道食品安全问题上与《××日报》针锋相对。这对中国来说或许不是坏事,说明中国存在多样性了,存在有限的多元,一定意义上也是好事。目前这个时代,即便在党报群体中,也存在不同的声音。不必太担心,因为一两家党报主导舆论的时代早已过去。而且还能给公众带来欢乐,完全可以把它当作娱乐事件来看待。 警惕以“左”牟利 时代周报:如何看待目前这种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声音? 朱大可:公开透明的政务、公平民主的社会分配,客观真实公正的新闻,这“三公”应当是社会主义的“主旋律”,也是中国媒体人的“职业底线”。恩格斯1849年在法庭上为《新莱茵报》辩护时说过,报刊的“首要职责—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什么叫做“左派”?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左派”,此外的各种“左派”,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赝品。 展江:目前这个时代,不宜用纯粹的“左”

近日,有报纸发表多篇带有强烈旧意识形态色彩的评论文章,其社长更是在媒体论坛上抛出其所谓的“××新闻观”,持续引发网友围观。有网友戏谑,乌有之乡倒下了,《××日报》站起来了。的确,在今天这个时代,该报言论在党报系列中也属罕见。在此,有必要解剖这朵媒体界的“奇葩”,看看它主张的究竟是什么新闻观。

 特约评论记者 翁一 实习生 陆诗丽

和“右”来划分人与事。事实上,公众比较接受市场经济,愿意回到前改革开放时代的人几乎没有。现在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得很远,但在政治上,总体说来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因此,政治与经济并不是同步发生变化,于是,就出现了“政右经左”或“政左经右”这样的观念。一个人他政治上的观点可能是这样的,但在经济观点上又是另一种立场,简单地用“左”与“右”来区分是不合适的。 改革开放已然走过三十年,传统“左”的意识形态已成为摆设,平时是不太用的,相较于前改革开放时代的极“左”路线和意识形态至上,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意识形态在今天不再无处不在。个别媒体及媒体人也不会再信仰这个意识形态,这不过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工具。当然,以“左”牟利也存在可能。希望政治改革能跟不上经济改革的脚步。 时代周报:无独有偶,《××日报》社长梅宁华在首届中国传媒(北京)论坛暨中国传媒社会责任座谈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闻本质的问题》。其中特别提到,媒体作为舆论工具,就是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服务,通过制造各种舆论,巩固自己所代表群体的利益,而同时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对手实行舆论压制。他的这个观点似乎回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朱大可:《××日报》立志充当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群体”的服务工具,这是该报的自主选择,但另一方面,你不能压制代表绝大多数民众利益的媒体舆论。这是典型的文化专制,是对共和国宪法的公然践踏。如果说你的专制主张是“马克思主义”,那就贻笑大方了。马克思要解放的是“全人类”,而不是个别垄断全民资源的利益寡头。 陈力丹:这是19世纪以前的看法,是一种过时的观念,现在早已改变。媒体是社会的公器,不代表利益集团,而代表人民的利益。媒体多少会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主要不是意识形态。媒体行业,要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要客观、公正、真实。马克思说过,报刊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1849年,恩格斯在法庭上为《新莱茵报》辩护时也说,报刊的“首要职责—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梅宁华的观点非常陈旧,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观点,是“文革”时期的观点。 展江:很难说梅宁华的言论能够代表《××日报》及该日报集团。即使他做的真如其宣扬的那样,也不能代表别人。该日报集团也有各种媒体,也有各种声音。毫无疑问,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观点。这个社会太平静了,他给我们制造点笑料也挺好。再说我们主张言论自由,只要他的言论不违背基本的公序良俗,就让他说去吧! 时代周报:关于新闻理论,梅宁华认为,过去几百年,西方完全垄断了新闻理论的话语权,为此,必须创造出符合中国特点的中国的新闻理论。新闻理论是否存在“中西”之分?中国是否需要在新闻理论方面另辟蹊径? 朱大可:新闻的动力,源自人类获取真相的基本诉求。人直立行走的目的,就是借助姿势的改变而扩大视界,由此获得更多的外部资讯,当然,人类也同时获得了垂直的脊梁与尊严。这是人类的历史本性,而非一个或几个民族的专利发明。新闻有国内国外以及领域之分,但没有“中西”之分。中国媒体人只要坚守猿人祖先的远古遗训,把脊梁挺直即可,而无需在新闻爬行理论上另辟蹊径。事实早已无数次证明,在千奇百怪、异象倍出的转型中国,没有谎言和遮蔽,就没有猜测和谣言;不仅如此,没有客观真实的新闻舆论,就没有社会监督和社会稳定;没有来自民众的独立声音,就没有公正、平等和尊严。 陈力丹:新闻理论不存在东西方之分,是人类共同的新闻理论,需要整个新闻行业共同遵守的,它要求所有的媒体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基于此,所谓创造符合中国特点的中国的新闻理论属无稽之谈,中国媒体行业想要健康发展不可能也无法绕开梅所言的“被西方垄断的新闻理论”。 马克思是捍卫新闻自由的代表 时代周报:请简要谈谈你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朱大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马克思主义,对这种技法,大家都很眼熟了。众所周知,马克思是西方倡导“新闻自由”的杰出代表。马克思早在1842年的《莱茵报》上就曾宣告:“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这一箴言是关于新闻本质的深刻描述,可以视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此外,客观和真实,是新闻业的普遍价值,它的“版权”属于整个人类,而非仅属于“西方”。那种动辄把先进价值观奉送给“西方”的做法,是对中国媒体人和全体公民的诋毁。 陈力丹:这是个巨大的话题。不过,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马克思主张新闻自由。他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批判书报检查制度,要求新闻自由。18 

媒体发言须尊重常识

 

和“右”来划分人与事。事实上,公众比较接受市场经济,愿意回到前改革开放时代的人几乎没有。现在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得很远,但在政治上,总体说来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因此,政治与经济并不是同步发生变化,于是,就出现了“政右经左”或“政左经右”这样的观念。一个人他政治上的观点可能是这样的,但在经济观点上又是另一种立场,简单地用“左”与“右”来区分是不合适的。 改革开放已然走过三十年,传统“左”的意识形态已成为摆设,平时是不太用的,相较于前改革开放时代的极“左”路线和意识形态至上,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意识形态在今天不再无处不在。个别媒体及媒体人也不会再信仰这个意识形态,这不过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工具。当然,以“左”牟利也存在可能。希望政治改革能跟不上经济改革的脚步。 时代周报:无独有偶,《××日报》社长梅宁华在首届中国传媒(北京)论坛暨中国传媒社会责任座谈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闻本质的问题》。其中特别提到,媒体作为舆论工具,就是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服务,通过制造各种舆论,巩固自己所代表群体的利益,而同时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对手实行舆论压制。他的这个观点似乎回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朱大可:《××日报》立志充当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群体”的服务工具,这是该报的自主选择,但另一方面,你不能压制代表绝大多数民众利益的媒体舆论。这是典型的文化专制,是对共和国宪法的公然践踏。如果说你的专制主张是“马克思主义”,那就贻笑大方了。马克思要解放的是“全人类”,而不是个别垄断全民资源的利益寡头。 陈力丹:这是19世纪以前的看法,是一种过时的观念,现在早已改变。媒体是社会的公器,不代表利益集团,而代表人民的利益。媒体多少会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主要不是意识形态。媒体行业,要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要客观、公正、真实。马克思说过,报刊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1849年,恩格斯在法庭上为《新莱茵报》辩护时也说,报刊的“首要职责—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梅宁华的观点非常陈旧,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观点,是“文革”时期的观点。 展江:很难说梅宁华的言论能够代表《××日报》及该日报集团。即使他做的真如其宣扬的那样,也不能代表别人。该日报集团也有各种媒体,也有各种声音。毫无疑问,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观点。这个社会太平静了,他给我们制造点笑料也挺好。再说我们主张言论自由,只要他的言论不违背基本的公序良俗,就让他说去吧! 时代周报:关于新闻理论,梅宁华认为,过去几百年,西方完全垄断了新闻理论的话语权,为此,必须创造出符合中国特点的中国的新闻理论。新闻理论是否存在“中西”之分?中国是否需要在新闻理论方面另辟蹊径? 朱大可:新闻的动力,源自人类获取真相的基本诉求。人直立行走的目的,就是借助姿势的改变而扩大视界,由此获得更多的外部资讯,当然,人类也同时获得了垂直的脊梁与尊严。这是人类的历史本性,而非一个或几个民族的专利发明。新闻有国内国外以及领域之分,但没有“中西”之分。中国媒体人只要坚守猿人祖先的远古遗训,把脊梁挺直即可,而无需在新闻爬行理论上另辟蹊径。事实早已无数次证明,在千奇百怪、异象倍出的转型中国,没有谎言和遮蔽,就没有猜测和谣言;不仅如此,没有客观真实的新闻舆论,就没有社会监督和社会稳定;没有来自民众的独立声音,就没有公正、平等和尊严。 陈力丹:新闻理论不存在东西方之分,是人类共同的新闻理论,需要整个新闻行业共同遵守的,它要求所有的媒体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基于此,所谓创造符合中国特点的中国的新闻理论属无稽之谈,中国媒体行业想要健康发展不可能也无法绕开梅所言的“被西方垄断的新闻理论”。 马克思是捍卫新闻自由的代表 时代周报:请简要谈谈你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朱大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马克思主义,对这种技法,大家都很眼熟了。众所周知,马克思是西方倡导“新闻自由”的杰出代表。马克思早在1842年的《莱茵报》上就曾宣告:“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这一箴言是关于新闻本质的深刻描述,可以视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此外,客观和真实,是新闻业的普遍价值,它的“版权”属于整个人类,而非仅属于“西方”。那种动辄把先进价值观奉送给“西方”的做法,是对中国媒体人和全体公民的诋毁。 陈力丹:这是个巨大的话题。不过,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马克思主张新闻自由。他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批判书报检查制度,要求新闻自由。18

时代周报:针对媒体报道食品安全问题是否会引发人们的恐慌情绪,近日,北京一家大报刊登了题为《唱响主旋律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的文章。文章认为,一些媒体热衷负面报道,是受了西方所谓“新闻自由”观念的蛊惑,以至于抛弃了媒体的职业底线。媒体需要坚持自己的新闻观,唱响主旋律。对此,你如何评价?

 

和“右”来划分人与事。事实上,公众比较接受市场经济,愿意回到前改革开放时代的人几乎没有。现在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得很远,但在政治上,总体说来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因此,政治与经济并不是同步发生变化,于是,就出现了“政右经左”或“政左经右”这样的观念。一个人他政治上的观点可能是这样的,但在经济观点上又是另一种立场,简单地用“左”与“右”来区分是不合适的。 改革开放已然走过三十年,传统“左”的意识形态已成为摆设,平时是不太用的,相较于前改革开放时代的极“左”路线和意识形态至上,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意识形态在今天不再无处不在。个别媒体及媒体人也不会再信仰这个意识形态,这不过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工具。当然,以“左”牟利也存在可能。希望政治改革能跟不上经济改革的脚步。 时代周报:无独有偶,《××日报》社长梅宁华在首届中国传媒(北京)论坛暨中国传媒社会责任座谈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闻本质的问题》。其中特别提到,媒体作为舆论工具,就是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服务,通过制造各种舆论,巩固自己所代表群体的利益,而同时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对手实行舆论压制。他的这个观点似乎回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朱大可:《××日报》立志充当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群体”的服务工具,这是该报的自主选择,但另一方面,你不能压制代表绝大多数民众利益的媒体舆论。这是典型的文化专制,是对共和国宪法的公然践踏。如果说你的专制主张是“马克思主义”,那就贻笑大方了。马克思要解放的是“全人类”,而不是个别垄断全民资源的利益寡头。 陈力丹:这是19世纪以前的看法,是一种过时的观念,现在早已改变。媒体是社会的公器,不代表利益集团,而代表人民的利益。媒体多少会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主要不是意识形态。媒体行业,要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要客观、公正、真实。马克思说过,报刊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1849年,恩格斯在法庭上为《新莱茵报》辩护时也说,报刊的“首要职责—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梅宁华的观点非常陈旧,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观点,是“文革”时期的观点。 展江:很难说梅宁华的言论能够代表《××日报》及该日报集团。即使他做的真如其宣扬的那样,也不能代表别人。该日报集团也有各种媒体,也有各种声音。毫无疑问,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观点。这个社会太平静了,他给我们制造点笑料也挺好。再说我们主张言论自由,只要他的言论不违背基本的公序良俗,就让他说去吧! 时代周报:关于新闻理论,梅宁华认为,过去几百年,西方完全垄断了新闻理论的话语权,为此,必须创造出符合中国特点的中国的新闻理论。新闻理论是否存在“中西”之分?中国是否需要在新闻理论方面另辟蹊径? 朱大可:新闻的动力,源自人类获取真相的基本诉求。人直立行走的目的,就是借助姿势的改变而扩大视界,由此获得更多的外部资讯,当然,人类也同时获得了垂直的脊梁与尊严。这是人类的历史本性,而非一个或几个民族的专利发明。新闻有国内国外以及领域之分,但没有“中西”之分。中国媒体人只要坚守猿人祖先的远古遗训,把脊梁挺直即可,而无需在新闻爬行理论上另辟蹊径。事实早已无数次证明,在千奇百怪、异象倍出的转型中国,没有谎言和遮蔽,就没有猜测和谣言;不仅如此,没有客观真实的新闻舆论,就没有社会监督和社会稳定;没有来自民众的独立声音,就没有公正、平等和尊严。 陈力丹:新闻理论不存在东西方之分,是人类共同的新闻理论,需要整个新闻行业共同遵守的,它要求所有的媒体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基于此,所谓创造符合中国特点的中国的新闻理论属无稽之谈,中国媒体行业想要健康发展不可能也无法绕开梅所言的“被西方垄断的新闻理论”。 马克思是捍卫新闻自由的代表 时代周报:请简要谈谈你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朱大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马克思主义,对这种技法,大家都很眼熟了。众所周知,马克思是西方倡导“新闻自由”的杰出代表。马克思早在1842年的《莱茵报》上就曾宣告:“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这一箴言是关于新闻本质的深刻描述,可以视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此外,客观和真实,是新闻业的普遍价值,它的“版权”属于整个人类,而非仅属于“西方”。那种动辄把先进价值观奉送给“西方”的做法,是对中国媒体人和全体公民的诋毁。 陈力丹:这是个巨大的话题。不过,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马克思主张新闻自由。他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批判书报检查制度,要求新闻自由。18朱大可:众所周知,本着捍卫全体公民健康权益的立场,揭露危及食品安全的各种黑暗事实,是媒体良知的具体表现;为舆论监督营造良好氛围,为中国民众提供健康的食品环境,更是各地政府的基本职责。如果说民众每天面对的大量有毒食品,“只是个别媒体所营造出的一种错觉”,那么请问这家报纸,你又在企图制造什么样的“对觉”呢?国家是民众利益的最高代表,该报的言论,把“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加以对立,进而以“国家利益”的幌子掩盖新闻真相,这都是对“国家利益”本质的恶意攻击。它旨在蛊惑广大民众,让他们误以为,所谓“国家利益”,就是那种专门跟民众作对的东西。

 

《时代周报》三人弹: 直面真相就是新闻的社会责任 近日,有报纸发表多篇带有强烈旧意识形态色彩的评论文章,其社长更是在媒体论坛上抛出其所谓的“××新闻观”,持续引发网友围观。有网友戏谑,乌有之乡倒下了,《××日报》站起来了。的确,在今天这个时代,该报言论在党报系列中也属罕见。在此,有必要解剖这朵媒体界的“奇葩”,看看它主张的究竟是什么新闻观。 特约评论记者 翁一 实习生 陆诗丽 媒体发言须尊重常识 时代周报:针对媒体报道食品安全问题是否会引发人们的恐慌情绪,近日,北京一家大报刊登了题为《唱响主旋律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的文章。文章认为,一些媒体热衷负面报道,是受了西方所谓“新闻自由”观念的蛊惑,以至于抛弃了媒体的职业底线。媒体需要坚持自己的新闻观,唱响主旋律。对此,你如何评价? 朱大可:众所周知,本着捍卫全体公民健康权益的立场,揭露危及食品安全的各种黑暗事实,是媒体良知的具体表现;为舆论监督营造良好氛围,为中国民众提供健康的食品环境,更是各地政府的基本职责。如果说民众每天面对的大量有毒食品,“只是个别媒体所营造出的一种错觉”,那么请问这家报纸,你又在企图制造什么样的“对觉”呢?国家是民众利益的最高代表,该报的言论,把“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加以对立,进而以“国家利益”的幌子掩盖新闻真相,这都是对“国家利益”本质的恶意攻击。它旨在蛊惑广大民众,让他们误以为,所谓“国家利益”,就是那种专门跟民众作对的东西。 陈力丹:食品安全、医患矛盾、官员贪腐等问题,无一不涉及公众切身利益,引发大众瞩目。媒体揭露这方面的问题,是在监测环境,是在履行自身的职责。1859年,马克思致信德国最大的报纸《总汇报》编辑,写道:“当《总汇报》履行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时,决不会妨碍我尽力帮助它。”马克思还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只要揭露了,谈得多了,就是受西方的蛊惑、利字当头,这是什么逻辑?究竟是谁抛弃了媒体的“职业底线”?老百姓的掌声对某些媒体人来说就那么廉价? 媒体每天都要面对公众说话,如果说的话言不由衷,或者明显地与人们的生活常识相悖,这样的媒体就没有诚信可言,不可能赢得公众。诚信对于媒体至关重要,它是媒体公信力的基石。政治学上有“塔西佗陷阱”之说,塔西佗是古罗马历史学家,他担任过古罗马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执政官,还先后做过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和外省总督等,因此对“诚信”很有个人心得,他曾经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地得罪人民。”这个道理也可以用于媒体,媒体若没有诚信,观点上翻云覆雨,报道事实有意突出或遮蔽,即使后来说了正确的话,报告了真实的事实,也难取信于公众。 媒体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对一些事实的价值判断不能挑战常识。孙立平在《守卫底线》一书中谈到人的道德底线:“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这种基础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非正式的或正式的基础秩序混合在一起构成的。”这种“底线”根植于人基本的道德信念中。言不由衷、睁眼说瞎话,显然触及了人们生活的道德底线。如果不加以指出,传媒的公信力将丧失殆尽。媒体的职业道德与一般道德性质一样,是一种内心认同,如果自己连基本的道德信仰都没有,硬把歪理说成真理,就是没有道德。马克思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日报》所宣扬的不问是非、一味唱响主旋律,恰恰是抛弃了媒体的职业底线。 展江:同样是党报,《新华每日电讯》在报道食品安全问题上与《××日报》针锋相对。这对中国来说或许不是坏事,说明中国存在多样性了,存在有限的多元,一定意义上也是好事。目前这个时代,即便在党报群体中,也存在不同的声音。不必太担心,因为一两家党报主导舆论的时代早已过去。而且还能给公众带来欢乐,完全可以把它当作娱乐事件来看待。 警惕以“左”牟利 时代周报:如何看待目前这种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声音? 朱大可:公开透明的政务、公平民主的社会分配,客观真实公正的新闻,这“三公”应当是社会主义的“主旋律”,也是中国媒体人的“职业底线”。恩格斯1849年在法庭上为《新莱茵报》辩护时说过,报刊的“首要职责—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什么叫做“左派”?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左派”,此外的各种“左派”,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赝品。 展江:目前这个时代,不宜用纯粹的“左”陈力丹:食品安全、医患矛盾、官员贪腐等问题,无一不涉及公众切身利益,引发大众瞩目。媒体揭露这方面的问题,是在监测环境,是在履行自身的职责。1859年,马克思致信德国最大的报纸《总汇报》编辑,写道:“当《总汇报》履行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时,决不会妨碍我尽力帮助它。”马克思还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只要揭露了,谈得多了,就是受西方的蛊惑、利字当头,这是什么逻辑?究竟是谁抛弃了媒体的“职业底线”?老百姓的掌声对某些媒体人来说就那么廉价?

 

和“右”来划分人与事。事实上,公众比较接受市场经济,愿意回到前改革开放时代的人几乎没有。现在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得很远,但在政治上,总体说来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因此,政治与经济并不是同步发生变化,于是,就出现了“政右经左”或“政左经右”这样的观念。一个人他政治上的观点可能是这样的,但在经济观点上又是另一种立场,简单地用“左”与“右”来区分是不合适的。 改革开放已然走过三十年,传统“左”的意识形态已成为摆设,平时是不太用的,相较于前改革开放时代的极“左”路线和意识形态至上,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意识形态在今天不再无处不在。个别媒体及媒体人也不会再信仰这个意识形态,这不过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工具。当然,以“左”牟利也存在可能。希望政治改革能跟不上经济改革的脚步。 时代周报:无独有偶,《××日报》社长梅宁华在首届中国传媒(北京)论坛暨中国传媒社会责任座谈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闻本质的问题》。其中特别提到,媒体作为舆论工具,就是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服务,通过制造各种舆论,巩固自己所代表群体的利益,而同时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对手实行舆论压制。他的这个观点似乎回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朱大可:《××日报》立志充当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群体”的服务工具,这是该报的自主选择,但另一方面,你不能压制代表绝大多数民众利益的媒体舆论。这是典型的文化专制,是对共和国宪法的公然践踏。如果说你的专制主张是“马克思主义”,那就贻笑大方了。马克思要解放的是“全人类”,而不是个别垄断全民资源的利益寡头。 陈力丹:这是19世纪以前的看法,是一种过时的观念,现在早已改变。媒体是社会的公器,不代表利益集团,而代表人民的利益。媒体多少会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主要不是意识形态。媒体行业,要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要客观、公正、真实。马克思说过,报刊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1849年,恩格斯在法庭上为《新莱茵报》辩护时也说,报刊的“首要职责—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梅宁华的观点非常陈旧,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观点,是“文革”时期的观点。 展江:很难说梅宁华的言论能够代表《××日报》及该日报集团。即使他做的真如其宣扬的那样,也不能代表别人。该日报集团也有各种媒体,也有各种声音。毫无疑问,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观点。这个社会太平静了,他给我们制造点笑料也挺好。再说我们主张言论自由,只要他的言论不违背基本的公序良俗,就让他说去吧! 时代周报:关于新闻理论,梅宁华认为,过去几百年,西方完全垄断了新闻理论的话语权,为此,必须创造出符合中国特点的中国的新闻理论。新闻理论是否存在“中西”之分?中国是否需要在新闻理论方面另辟蹊径? 朱大可:新闻的动力,源自人类获取真相的基本诉求。人直立行走的目的,就是借助姿势的改变而扩大视界,由此获得更多的外部资讯,当然,人类也同时获得了垂直的脊梁与尊严。这是人类的历史本性,而非一个或几个民族的专利发明。新闻有国内国外以及领域之分,但没有“中西”之分。中国媒体人只要坚守猿人祖先的远古遗训,把脊梁挺直即可,而无需在新闻爬行理论上另辟蹊径。事实早已无数次证明,在千奇百怪、异象倍出的转型中国,没有谎言和遮蔽,就没有猜测和谣言;不仅如此,没有客观真实的新闻舆论,就没有社会监督和社会稳定;没有来自民众的独立声音,就没有公正、平等和尊严。 陈力丹:新闻理论不存在东西方之分,是人类共同的新闻理论,需要整个新闻行业共同遵守的,它要求所有的媒体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基于此,所谓创造符合中国特点的中国的新闻理论属无稽之谈,中国媒体行业想要健康发展不可能也无法绕开梅所言的“被西方垄断的新闻理论”。 马克思是捍卫新闻自由的代表 时代周报:请简要谈谈你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朱大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马克思主义,对这种技法,大家都很眼熟了。众所周知,马克思是西方倡导“新闻自由”的杰出代表。马克思早在1842年的《莱茵报》上就曾宣告:“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这一箴言是关于新闻本质的深刻描述,可以视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此外,客观和真实,是新闻业的普遍价值,它的“版权”属于整个人类,而非仅属于“西方”。那种动辄把先进价值观奉送给“西方”的做法,是对中国媒体人和全体公民的诋毁。 陈力丹:这是个巨大的话题。不过,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马克思主张新闻自由。他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批判书报检查制度,要求新闻自由。18

媒体每天都要面对公众说话,如果说的话言不由衷,或者明显地与人们的生活常识相悖,这样的媒体就没有诚信可言,不可能赢得公众。诚信对于媒体至关重要,它是媒体公信力的基石。政治学上有“塔西佗陷阱”之说,塔西佗是古罗马历史学家,他担任过古罗马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执政官,还先后做过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和外省总督等,因此对“诚信”很有个人心得,他曾经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地得罪人民。”这个道理也可以用于媒体,媒体若没有诚信,观点上翻云覆雨,报道事实有意突出或遮蔽,即使后来说了正确的话,报告了真实的事实,也难取信于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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